——《标靶》代序                        
　　　　　　　　　　　　　　　　　　　　　　　　　　　　　　　　　　　　　黄　文

    1999年3月24日晚，在南联盟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市中心大酒店的10层楼上，我目击了北约突袭南联盟战争的开始，平生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恐怖与狰狞。巡航导弹击中军事目标后引发的强烈爆炸犹如礼花，红红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声响直冲天际。第一次被战争包围，我心中没底，不知道下一个被击中的目标会不会就是自己。
    老实讲，南联盟战地之行是一次我曾经认真盼望过、但多少有些意外的经历。1999年3月11日，我第一次乘飞机前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随后直抵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开始报道如箭在弦的科索沃危机。从这天起，我先后两进南联盟，三下科索沃，当了67天的战地摄影记者。
    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里，每日怀着一份"不出事是一万，出了事是万一"的心情，不穿防弹背心，驾驶没有防护钢板、没有四轮驱动的小轿车，靠车身上自己粘贴的"TV"标志，冒险穿梭于科索沃境内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与塞尔维亚军警的交火线间，报道那里的民族冲突，关注阿族与塞族平民的生存状态。
    4月15日，战争爆发3周后，我同7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同行前往科索沃南部的贾科维察至普里兹伦地区，采访被北约导弹连续四次轰炸的阿族返乡难民车队。同行的CNN和ITN电视记者得到了南联盟军队新闻中心的特殊优待，获准多花将近两个小时在普里兹伦医院太平间和伤员病房中补充他们需要的镜头。由于他们的耽搁，我们的大轿车来不及在天黑前穿越附近一个极端危险的地区，全车记者当晚不得不留宿危机四伏的科索沃。
    那一晚，我们随身携带的卫星电话不仅成为新华社记者向北京总社发出文字稿的生命线，也救了包括美联社、英国《卫报》、西班牙《世界报》等许多西方著名媒体在内的外国同行的急，成为帮助他们及时将这一新闻发向全球的对外联络工具。
    4月23日凌晨2点06分，北约导弹击中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RTS）大楼。北约对该大楼实施空中打击的理由是--RTS是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宣传机器。在轰炸现场，我远远地看着急救医生将一名被坍塌的水泥预制板卡在废墟中的男子的双腿锯掉，以便救他出来。那位中年男子在被拉出来半小时之后，因失血过多死亡。在此次突袭中，10名正在大楼中工作的塞尔维亚新闻同行丧生。
    同一天，奥地利记者理查德．施耐德在贝市南联盟军队新闻中心公告栏贴出了这位一段文字："我强烈抗议！……如果北约果真因为RTS大楼是塞尔维亚人的宣传基地而轰炸它的话；那么，出于同样的道德借口，塞尔维亚军队可以轰炸CNN、BBC及其他西方电视台记者'驻扎'的希亚特饭店和洲际酒店的酒吧。"
    4月26日，我在贝尔格莱德市民哭悼塞尔维亚新闻同行的泪水中暂别南联盟，返回德国波恩。5月5日，在短暂休整结束前一天，我接到位于德国中部的拉姆施坦因美国空军基地女新闻官的电话："白宫新闻办公室通知我们，您已经获准前来我基地采访，拍摄今天下午克林顿总统抵达的照片。"克林顿是去慰问参加突袭南联盟的美国空军官兵的，此前一天，南联盟刚刚释放的三位美军战俘也到达了这个基地，并将从这里返回美国。在拉姆施坦因基地，长着上一张娃娃脸的美军女新闻官跑前跑后地帮我的忙，脸上的微笑非常友善。
    两天之后的5月7日，我乘车经克罗地亚重返贝尔格莱德的当夜，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5枚导弹的袭击，居住在馆内的新华社女记者、我的同事邵云环和《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妻子朱颖不幸遇难，不足28周岁的朱颖曾经年轻美丽的面孔惨不忍睹。
这些近乎戏剧性的"巧合"，使我对这场战争的回忆格外沧桑。
    在南联盟的67天，每天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挑战。
    "没有什么照片值得用生命去换。"这是一位著名新闻工作者给一群摄影专业学生严肃的忠告。的确，哪怕那是能为摄影师带来举世瞩目殊荣的照片，手举相机的人也决不甘心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战地，与我每天的工作共同开始的是一份认定自己能够活下来的信心。
    然而，战争的残酷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何时何地会遭到来自何方的攻击，并为此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惨重代价。
    在爆炸的火光和浓烟之中，看着曾经生动鲜活的生命在转瞬之间沉入漫无归途的永恒；面对那一具具面目全非的遗体和遇难者亲人含泪的眼睛，攫住我的不是恐惧，而是震惊、忧伤和愤怒。昔日的所谓尊卑贵贱变得无足轻重，彼此要共同面对的是"活着或者死亡"的最基本考验，战争中的人们站在生命的零点上，相互扶助，尽一切努力生存下来，工作下去。
    如今，战事归于平静，我幸运地重新走进和平，但心中洋溢的却早已不是最初希望冲上战场，创造奇迹的轰轰烈烈。
    生命弥足珍贵。
    只是我没想到，在告别战地之后，战争带来的考验不仅依旧持续，甚至更加痛切。
    我还清楚地记得奉命离开南联盟的那天，清晨6点29分，我们追踪24小时采访的塞尔维亚妇女米拉在听到空袭警报解除声时的一脸苦笑："米列拉。"这是塞尔维亚人对空袭后短暂平静的称谓，意思是"安全了"。
    6月1日，在重返波恩的次日，我按照德国外交部的通知登上莱茵河对岸的彼德山顶，拍摄巴尔干危机三位调停人--俄罗斯总统特使切尔诺梅尔金、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会晤的照片。
    次日，阿赫蒂萨里与切尔诺梅尔金前往贝尔格莱德斡旋；6月3日，阿赫蒂萨里离开贝市抵达德国科隆。同一天，南联盟塞尔维亚议会决定接受由俄罗斯、欧盟和美国达成的关于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和平协议，战争结束指日可待。
    是夜，贝尔格莱德遭到北约更加猛烈的轰炸。
    在彻夜不停的炮火和停电的黑暗中等待黎明的米拉不知怎样了。
    6月10日，在德国科隆举行的欧盟与东南欧国家外长会议的闭幕记者招待会上，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的外长菲舍尔代表欧盟宣布，欧盟已同意北约暂停对南联盟的轰炸，持续78天的战争至此终告结束。菲舍尔在论及与会国的《巴尔干稳定公约》时，就人权、民主和自由问题进行的演说非常精彩。
    在记者招待会上拍照片的我，眼前总是浮现出半个月前自己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医院儿童病房里采访时，那些病孩子无助的目光。北约的石墨炸弹非常有效地摧毁了南联盟的电力供应系统，急需接受手术治疗的孩子们因为医院电力不足，只能等死……
    当我离开南联盟，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乘飞机抵达德国，在慕尼黑机场等待转机的时候，周遭是衣着体面、面目祥和、举止斯文的人们，大家静静地做着各种悠闲的事情，和平而安详。
    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那些支持对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进行轰炸的国家。我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定认真地相信，自己支持的是一场"正义和拯救之战"。
    6月的欧盟峰会期间，几十位儒雅政治家聚集在科隆市中心的小广场上，准备让各国记者拍照时，衣冠楚楚、谈笑风生。
    11周前，他们作出了开始这场最终导致数以千计塞族和阿族平民丧生的战争的决定。
    有报道说：在战争开始一段时间后，一些参与空袭行动的北约飞行员，已经将每天对南联盟的投弹当成了例行公事。
    起飞——发现目标！——瞄准投弹——命中目标！——安全返航——棒极了！
    "母亲呼叫查理·布拉沃：那是一个军事目标。完全是正确的军事目标。击毁目标！重复，击毁目标！"
    "查理·布拉沃呼叫母亲：明白，发射！"
    4月14日，代号为"查理·布拉沃"的F-16飞行员以"母亲"称呼地面上的空军基地指挥部，并执行命令，开始对阿族难民车队进行攻击。
    4月15日，我在被炸现场看到数具烧成焦炭的尸体：手无寸铁的阿尔巴尼亚族母亲在遭到致命打击时，正用身体护住年幼的孩子，直至自己与那小生命一道化为灰烬。
    在这场战争中，包括我的三位同事在内的数以千计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死难者在亲人心中划下的是永远的疼痛。
    然后，他们的生命化成一串冰凉的数字："据统计，在战争中死亡的平民约有1800人。"
    看来，在经历过那份血火生死之后，我还必须积攒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战争的另一侧给我心灵带来的强大冲击。我不知道，要消减这份疼痛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在南联盟北部城市诺维萨德多瑙河畔，有一座二战死难者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如下碑文：记忆如雕塑，坚过磐石。若生而为人，我们必须宽恕；但是决不忘记。